我市城市环境容貌整治成效显著

一般来看，相对人欺诈、胁迫行政主体的情形比较少。

同时修订的《检察官法》第47条也新增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规定。该法延续了二审稿的表述，正式确立了政务处分和狭义处分并行的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

而在已有第5条第4款规定的基础上，《宪法》还用第27条再次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履职义务，是从反正两个方面设置双重保险。[8]也就是说，如果政务处分只有6种类型，那么现实存在的任免机关、单位处分无法被全部囊括于其中。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划分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的管理权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等将考核等级的确定权保留在机关、单位负责人手中，同时由要求成立考核委员会，或者在考核中广泛听取群众和公职人员本人意见，也使得对于公职人员行为性质的判断体现了解具体情况的内部、专业人士意见，更趋准确。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依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考虑到工作责任制以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为理念目标，狭义处分程序在现实中可能贴合的应当是机关、单位的日常工作考核奖惩程序，而主要负责机构相应地也就是机关、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而非机关纪委。无论如何，狭义处分最终必须由公职人员所在机关、单位作出，最后作出决定的应当是机关、单位的管理机构，这一点是清楚的。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46页。

[15]周恩来：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199页。万里当时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力大大节约，产量显著增加，收入显著增长。第39条规定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位，以及辞退等的依据。在理念上，权力责任制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要求。

事实上多个研究表明，监察法规实施后，进入司法程序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明显降低。这两个条款的共同点显然是，均以提高效率为价值目标。

根据她的回忆，列宁自己采取的办法往往是机关内部的处分。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不可。这两条规定归根结底都是要防止公职人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如若将现有的任免机关、单位处分全部囊括于其中，则有的政务处分又将是监察机关无权直接作出的。

[41]万里：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村新局面，载《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宪法》第16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农村改革的先驱邓子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提出要实行生产责任制。（2）禁止重复给予处分。

但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在此语境中，服务一词还吸收了服字的顺从之义，为人民服务即服从于人民的意志。

这一款所规定的不仅是国家工作人员有进行宪法宣誓的义务，而且通过宣誓誓词进一步规定了依法履职的义务。他指出，即便是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以使做‘官的人能够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在通常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涉及《政务处分法》第38条、第39条的违法行为进入机关、单位的狭义处分程序。[12]诚如论者所指出，《监察法》和《公务员法》等存在如何衔接的问题。（三）处分决定机关、程序 我国现已形成了由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组成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列宁曾把贪污受贿和狂妄自大、文盲并列为三大敌人之一。摘要:  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有其宪法上的依据。未来，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要负责处理涉及《政务处分法》第38条、第39条的违法行为，并由机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在日常考核程序中予以推动。

[26]政法工作的这两位重要领导人都将打击贪污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监督公职人员联系起来。[48] 这样看来，如果比较列宁早期的说法（而非他自己的做法）和中国所实行的工作责任制及其发展出的社会主义责任制，后者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是一种机关、单位的内部管理（惩戒）制度。

公职人员双轨惩戒制度的第二轨道工作责任制由此铺设而成。这一区分在我国刑法学界影响深远，在监察法规出台后，也仍被认为具有指导意义。

孙国祥：监察对象的刑法主体身份辨析，《法学》2019年第9期，第9页。[1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秦前红等认为：监察建议是基于监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为，能够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组织人事部门主导的工作考核，在标准设计时就依法依规纳入了更多业务方面的指标，便于判断公职人员是否如《政务处分法》所谓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或者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和本节所论有关的，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和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就党纪处分管理权限所作划分。第36条规定考核分为平时、专项和定期等方式。

对于《政务处分法》设立双轨惩戒制度的理由，人们往往从立法工作和立法技术的角度加以分析。[14] 《宪法》第5条第4款则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实际上，虽然在刑法教义学的范围内学者间对具体问题注定会有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我国刑法学界普遍同意，刑法设置贪污、受贿，以及渎职等罪名，总体上都是为了维护公民对于国家的政治信赖。或者，区分由监察委调查的职务犯罪与不由监察委调查的职务犯罪等。

[38][苏联]莉·亚·福齐也娃：弗·伊·列宁的国务工作方法，载《回忆列宁》（第4卷），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师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44]《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彭真在区分人民警察和所谓旧警察时说，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绝不能踩在人民的头上。[52]对于结构性模型的探索还包括在监察委内部设置党纪政纪调查部与刑事调查部。[1]监察机关已经开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新的政务处分，但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仍然有效。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理论上讲，行政机关仍然可以对其所属的公务员给予该条例意义上的处分（过去一般称为政纪处分）。该法第38、39条的规定是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原有相关规定的吸纳整合。

在实践中，基于这种线性的理解，监察机关可以相对随意地在整个过程的任一环节终止公职人员违法犯罪处理程序，而灵活地自行给予某种处分。[29]姜涛：受贿罪保护法益新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27页。

此时服务一词取服字的作，担任之义。[36]列宁也把反对拖拉作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数量等和制裁违法乱纪行为[37]并列为监察机关的任务。